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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牛律师

时间:2020-09-07

  首页_正义游戏注册_首页---主管QQ444708---中国报告文学需要说真话、有尊严、有使命感,但也需要从市场的角度、从出版物覆盖率的角度,从对社会影响力的角度,考量报告文学的力量。

  当前,一部文学类或者社科类作品,一般来说3万册发行量就是一个不错的概念。但是3万册在中国,就如一滴水洒向陆地,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8万册到10万册,有一些社会影响;30万册到50万册,比较有影响;50万册到100万册,才相当有影响。但一般作家的作品发行量根本达不到这个数量。莫言获奖后,他原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两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将重版,据市场预测会有20万册到30万册的发行量。一流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这个市场。出版社现在经常是赔本做买卖。当然,近两年也有两个成功的例子:一本是《苦难辉煌》,发行量达几百万册;一本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发行量达400多万册。对比一下:两三万册的发行量和几百万册的覆盖率,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完全是不对等的。而现在中国报告文学作品在一年中究竟有多少部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走上市场?能够达到3万册发行量的作品有几部?我可以说,不超过10部。中国报告文学每年有不超过10本书以3万册的发行量覆盖社会,能有多大影响?

  当前,在中国报告文学阵营里,50后老作家还在战斗,他们是创作的主力军;60后作家正在崛起;70后作家崭露头角。中国报告文学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更迭与推进。在我看来,小说和诗歌,十几岁的青春少年可以写,甚至二十几岁就可能成为文学新星。但是20岁的人绝对不能写报告文学。一般来说,报告文学家的年龄比其他作家的年龄要往后推8至10年。因此报告文学家40岁还是年轻的,五六十岁正当年。这是因为很多人对于文学的启动是出于本能,是出于对内心、对成长的表达的冲动。但是随着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和社会生活的洗礼,对人性有着较为深刻的体察,乃至对生活有了痛感并且痛定思痛之后,沉淀了理性之后,才具备了以报告文学形式描述探究社会生活的能力。

  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品在五年以后还能留下吗?在10年或20年之后还能有人读吗?我也常常以此为标准考量自己的作品。如,《忠诚与背叛》写作于15年前,曾发行了二三十万册,也算发行业绩不错。现在还能有五六个版本,但是市场已非常小;《中国高考报告》是2000年写的。现在借着高考等种种因素,可以有一些发行量;《部长与国家》共有9个版本,因为改编了电视剧,前后共发行了三五十万册;刚刚出版的《三牛风波》现发行了12万册。即使如此,我依然存疑它们是不是能够流传下去。以中国报告文学经典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为例,现在它的象征意义已大于现实意义。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品未来还有没有读者?还有没有人重新拿起来读?还有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这些思考的意义在于,为当前的中国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原点和参照。

  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虽不能令人满意和振奋,但也绝不是像有些人盲目判断的那样糟糕,那样缺乏高贵的尊严和价值。中国报告文学经过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辉煌时代,此后,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赵瑜的《强国梦》、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等被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再后,一批“史志性报告文学”脱颖而出。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人借助报告文学的新闻功能迎合“广告文学”大潮,以一种有违报告文学品质的行为败坏着报告文学的声誉。但依然有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在纷纭浮躁的社会潮流中,表现出正义担当、人文关怀和使命坚守。如,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及记述2003年“非典”灾难的《北京保卫战》、《国难》、《瘟疫:人类的影子》等。

  近年来,何建明的《忠诚与背叛》、《三牛风波》;陈启文的《北京风暴》;王旭烽的《主义之花》,朱夏炎、王钢的《英雄不老》,朱增泉的《新千年软战争》,王成章的《和你在一起》等报告文学作品,就足以表现出报告文学创作的良好状态和优秀成果。

  报告文学是一种立足于社会生活和时代现实的真实、理性和文学化的表达方式。它的核心价值、核心力量在于对现实、对社会、对生活、对矛盾的及时而理性地参与并干预。报告文学在纷乱的社会现实面前有一种行动的能力,有一种独立而准确的解释力,有一种直抵内部真相的干预力。优秀的报告文学时常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之时,感受到事态的轨迹和所往的前景。如果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表达的自觉,报告文学就很容易简单地变成对生活“照相式的截取”和“技术化的剪裁”。这样的内容,尽管有时候也会因其真实的记述而存在文献立证的价值,但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却显乏力。

  众声纷纭的时代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为直抵真相、参与现实、影响今天的报告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即使在新闻传媒手段多样且快捷的当下,报告文学也会因新闻样式的局限、时效的限制、空间的局促、表达的平面化,以及因此而无法充分抵达事实深层和感情内在之种种困境,而存有广阔的生长空间。一切的未来,都决定于报告文学家对现实生活的掌控和创作态度,决定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智慧、胆识和把握的能力。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所有的约束都将成为他力求出色、精彩和卓越的机会。

  美国著名评论家莱昂内利·特里林在其《文学体验导论》一书中说过,如果要对阅读文学的理由和目的做出一个解答、给出一个恰当的说法,无异于回答文学的根本问题——文学需要处理的是人性的全部,要面对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那些直击人心、直面人生的力作,总是那些试图冲破一定之规、抵达人的精神王国全部丰富性,并有助于人性走向完善的力作。

  当前,随着报告文学式微,思考与尝试文体的革新并实现突破已经不可回避。在文学发展的路途上,人们会越来越突出地感觉到,不同文体之间相互借鉴、吸收、融汇与交织的趋势越来越不可避免。事实上,回过头来看一看,向来就是如此。以《史记》为例,后人历来视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没有虚构是不可能的——纪实与虚构,报告与小说,散文与魔幻……或者说真实与虚构、纪实与想象,其边界向来不是一下子可以划清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是模糊的。有的作家,可能正是利用这种含混与模糊,使自己的艺术创造呈现出格外生动与绚丽的景象。如,何建明的《忠诚与背叛》,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不是同样令人感到了艺术创造中摆脱束缚的自如、合理想象中对真相的抵达吗!而周大新的新作《安魂》,前半部分讲述自己儿子生病及治疗的点点滴滴,后半部分则完全是他想象的儿子在天国的情形——这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一部作品之感染人、有力量,常常会完全颠覆人们对文体的固有之见。社会的发展正在走向融合共生,文学的发展同样如此。各种文体,相互借鉴、学习、融合,对报告文学的发展是极为必要的。

  其次,报告文学是生活的文学,是教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具有强烈道德感和秩序感的文学。报告文学不排斥论辩、陈述、答问,但报告文学首先呼唤表达的细致、温润与尖利。人们发现,在一部作品中具体细节的丰富、人物容貌的生动、事件的活灵活现,往往构成了比直白的倾诉更有力量的冲击——还原细节、找寻并揭示生活的每一个蛛丝马迹,让思想冲破事件的牢笼,直抵人的心灵深处,影响生活、干预生活,是报告文学的使命和法宝。再者,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是接地气的艺术。如果脱离了“大地”,如果不能探及伟大而火热生活的最深处、最高处、最远处,报告文学的枯萎就为时不远了。

  老百姓往往“喜闻乐见”。但又常常对新闻事件不由自主地冒出疑问:“这是真的吗?”报告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在其真实性与责任担当,还有尊严感。另一方面,纵观当下市场化媒体,稳稳占据版面的并非虚构小说而是纪实性作品。原因自是因为读者喜欢看,阅读率高。还有一种现象,即是人们习惯于将呈现主旋律的作品与“歌功颂德”联系起来。我认为,单纯从市场角度考量,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歌颂还是批判,关键是其所呈现的内容是否新鲜且真实,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是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感染力与震撼力。谁能说一部感人至深的歌颂真善美的报告文学没有读者?以往,很多报告文学家是从记者中产生的。因为报告文学首先要立足于真实的报告,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这与新闻所追求的真实一脉相承。我以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即是: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思想,正直的品质,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虽然依然活跃,但震撼人心的精品力作相对较少,作家队伍更是青黄不接。究其原因,首先是相比于写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写作“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太苦太累,投入大而获益少,可以说得不偿失、入不敷出、吃力不讨好。其次,批判性报告文学还要冒着吃官司等各种风险甚至生命危险。再者,纵观当下全国数百家文学刊物,发表“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的杂志却寥寥无几。

  《北京文学》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新重镇”。事实上,《北京文学》每期发表的报告文学就一两篇,相比于小说,所占比例很小。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指那些有思想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有新鲜感、可读性和文学性的,同时具有较高社会文化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

  要振兴“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首先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出版社、期刊和作家三方都要有社会担当,要从公益视角、公众站位、文化使命、社会道义多方面承担起应有的使命、义务与责任。文化主管部门要从政策保护和资金投入上,出台有利于报告文学创作与繁荣的政策,鼓励并引导优秀报告文学的创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地促进报告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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