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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牛仲裁

时间:2020-10-18

  首页@顺达主管@首页---主管QQ444708---半个月前,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的四合院大门口,那棵柿子树掉下了今年第一颗果实,这件小事在院里的伙伴之间流传开来,金秋的气息还没入口便开始弥漫着清甜。此时的朱华芳律师正忙着和同事们一起研究手头的案子。再过半个月,作为天同仲裁业务的负责人、一名仲裁实务的积极践行者和仲裁问题的深入研究者,朱华芳将会代表律所参加仲裁界一年一度的盛会——“2020中国仲裁高峰论坛”。

  作为金牌赞助商,天同律师事务所至今已是第四年参与到“中国仲裁高峰论坛”的举办,这场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共同主办的行业论坛,至今已是第六届,已经成为国际仲裁界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盛会。两年前的秋天,朱华芳律师曾作为特邀嘉宾,在2018年高峰论坛上进行了《东方之花的绽放——调解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主题演讲,再次前往现场,她依旧带着诸多的思考与期待。

  朱华芳与商事争议解决的故事独特而热烈,在她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法律人的成长之路,以及一位女性法律人对自身与周遭世界的深入思考,尽管她表示自己并不算一位女权主义者,但我们依然感受到了在她身上流动着的鲜活的“她力量”。

  朱华芳小时候特别胆小,怕听鞭炮声,怕去陌生的地方,怕陌生人,怕高,还爱哭。

  但在2015年,她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从工作了13年的央企法务岗位辞职,转型成为一名律师。这次看似一时兴起的转身,其实可能早已注定。

  200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硕士毕业后,朱华芳加入中化集团法律部工作,并一路成长为法律部副总经理。用她的线年,她恰好见证了这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新世纪后涅槃重生并迅速崛起的黄金岁月。在被誉为“央企中的外企,国企中的民企”的中化,朱华芳深入参与了大量国内外并购、资本市场和争议解决等法律工作。

  在中化做法务,朱华芳的方法论是“深”,不当甩手掌柜。一方面她愿意深入一线,了解公司业务,锻炼自己的商业思维,这使得她更能站在商业视角理解、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更容易成为业务的战略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她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深入参与到项目法律服务和纠纷处理过程中,把与外部律师的每一次合作都当作是宝贵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她认真审阅合作律师撰写的每一份文件,思考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从公司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意见,做出修改。有位和她合作过的律师说,给她写工作邮件或是讨论问题时总会更加紧张,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不仅是因为朱华芳对工作极度负责,思维也很敏锐,而且因为她有很强的求知欲,总是会提出很多问题——在与专业人士的交流中汲取更多的养分,已经成为她的习惯。这份认真让她快速成长,也为她在公司赢得信任和认可。

  朱华芳对工作的价值感有很深的执念。到了2014年,她感觉不到自己内在的成长,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随即萌生了辞职的想法,但还是有犹豫。

  好友送给她一本书——雪莉·桑德伯格的《LEAN IN: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译名:向前一步),在这本书中,作者写道:“应当问问自己‘如果心无恐惧,你会做什么?’然后放手去做。”

  答案是,会。2015年7月,朱华芳告别工作了13年的中化集团法律部,加入天同律师事务所,负责天同的仲裁业务。

  她本能地对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有极大的热情,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乐在其中。

  “累”是肯定的,但她那会儿并不“觉得累”,智慧的吸纳和输出是朱华芳满足好奇心的过程,她会因此感到内心充盈,虽苦尤乐。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硕士,后来律师资格考试又取得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这很难说不是由于强烈的兴趣。年幼时“胆小”的因子随着生命的延展逐渐失灵了,这种在知识中探索的过程,对她而言近似于孩童撞进丛林里,展开一场礼物不断的大冒险。

  心无旁骛的投入显然有了回报。在中化参与投资并购、重组上市、融资发债、产权转让、争议解决等大事小情积累的经验,同如今在律师岗位上汲取的养分迅速地融汇起来。她熟悉谈判中双方的各种考量、履行时的各种变数、企业反复权衡的各种因素……这些已经成为她思维方式一部分的东西使她能更快地理解争议背后客户的业务运营框架和商务意图,从而更全面和迅捷地回应客户的需求和期待。

  2020年9月22日,第六届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朱华芳代表天同律师事务所受邀出席论坛。来自海内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仲裁机构与相关组织的从业人员、专家、学者汇聚至此,在论坛所属的“中国仲裁周”期间,围绕多个议题进行一年一度的交流。朱华芳认为,这一论坛早已成为国际性的仲裁界盛会,是世界仲裁人交流、展示最新观点和成果的平台。同时也是中国仲裁吸纳前沿观点,向世界传递中国争议解决声音的重要窗口。

  实际上,由于Covid-19的全球性蔓延,在疫情早期,许多人对2020年度中国仲裁高峰论坛的举行并不持乐观态度。在此之前,包括东京奥运会在内的海内外各类大型会议、活动都被延后或搁置,而中国仲裁高峰论坛的如期举行让业界感到振奋,这一年的主题是“同呼吸,共命运——疫情下争议解决的全球革新与发展”,采取线年争议解决领域极少数依然举行的大型活动之一。

  疫情的蔓延形势在海内外有先后之别。直到三月下旬之前,我国大陆的部分地区依然处于严峻态势,一切经济活动不得不为突如其来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让步,各行各业的商业活动停滞后,契约无法正常履行,相关纠纷便随之而来。涉及到对外交易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身在疫区的企业无法履行商业约定,但海外的合作方一切如常,双方对疫情危险性的感知存在巨大差异。而对争议解决机构来说,以往需要当事人面对面进行的程序也因疫情阻碍进展,不但新的争议难以立刻着手解决,此前正在进行的案件也被迫陷入停滞;四月之后,国内疫情趋于缓和,海外却开始爆发,情况突然反转,危机骤然成为全人类的大挑战。作为人类文明机器的重要一环,从事争议解决的法律人士迫切想听到各国同伴的声音。疫情最不明朗的上半年,很多仲裁和诉讼案件几乎都难以开庭,互联网办案的形式尽管已有机构开始探索,但在程序和标准上仍缺少规范性的支持。

  在高峰论坛的邀请函上,主办方写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句话引起了朱华芳的强烈共鸣,中国仲裁向前发展的决心,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早在任职于中化集团法律部时,伴随集团在海外的投资、商事活动日渐丰富,仲裁这一为国际社会广泛采用的争议解决方式,也就越来越多地进入朱华芳的工作范围中。转型律师后不久,朱华芳也受聘成为了一名仲裁员。

  仲裁发源于早期人类商业活动中的商人约定,为了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双方约定由德高望重或“懂行”的专家居中裁判,被誉为“用商人方法解决商业问题”。相比于更加严格遵照法定程序的诉讼方式而言,仲裁更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加会去考量当事人的商业意图。

  朱华芳认为,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商业安排,本身就意味着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方式“柔”的一面,而这种柔性实际上也印证了“中国智慧”。

  1956年,中国首家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结合民间争议解决实践的经验,贸仲等机构的老一辈中国仲裁人总结出“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方式。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仲裁庭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担任调解员的角色,对其审理的案件进行调解。这一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社会所采纳,被誉为争议解决的“东方经验”。以贸仲为例,仲裁案件当事人还可以依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由贸仲委仲裁的仲裁协议及其和解协议,请求贸仲委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以使和解协议具有裁决书的效力,高效地解决纠纷。贸仲也是“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历年来的主办方之一,多年来借助其丰富的经验和目前国内领域领先的国际化水平,致力于引领行业发展和争议解决制度、环境的优化。

  2018年的中国仲裁高峰论坛上,朱华芳在议题《机遇与挑战 争议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单元中,分享了“东方之花——调解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主题演讲。这一年,《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经联合国大会会议审议通过,连同国际仲裁协议《纽约公约》和《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在内,这三项公约形成了完整的国际争议解决执行框架。

  2018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案件归口办理、报核、司法审查、仲裁裁决执行等问题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正式生效,司法对仲裁的监督与支持获得了制度性的突破。她预感到,这一年将是除1995年《仲裁法》正式施行和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外,我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她很好奇——一系列新规颁布之后,会对仲裁实践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带着这个疑问,她带领天同仲裁团队利用处理案件之外的空余时间,围绕2018年新施行的一系列规定,结合法律代理实务工作中的观察、体会和思考,在梳理研究了2018年全国各地法院审结公开的近500个仲裁司法审查案例后,撰写了《2018年度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并免费向公众公开发布。在报告中,她和团队整理了大量最新数据,并分析了各地法院对新规的理解与适用存在的分歧、新规在实施过程中涌现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对一些仲裁司法审查长期存在争议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

  报告发布之后广受好评,获得了业内同行、仲裁专家和从事司法审查工作的法官们的广泛关注,这意味着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问题有机会被听取和解决。2020年3月,朱华芳带领团队针对2019年的新问题和新发展,撰写了《2019年度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在她主持的“仲裁圈”栏目发布,并在2020年度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年会和“2020青年仲裁论坛”上,分享了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与思考。

  朱华芳说,天同诉讼圈开设“仲裁圈”栏目的初衷,其实也与“中国仲裁高峰论坛”一样,想要与争议解决领域的同行真诚地交流经验,互通有无,以及让更多用户了解仲裁,走近仲裁。连续两年出版报告,天同仲裁团队每年都花费一季度的业余时间,每篇经过十数稿精心修改,希望能够促进业内同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讨。

  2014年,从好友手中收到那本《LeanIn》时,朱华芳还没有料到这部书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她原本就有使不完的力量,而这本书是一个钥匙,彻底激活了她“向前一步”的勇气。

  《LeanIn》的作者Sheryl Sandberg是Facebook首席运营官,也是第一位进入Facebook董事会的女性成员。她在这本书中剖析了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原因,认为女性在职场中相对男性更少地居于领导地位的原因,不仅在于性别歧视、社会成见、男女性差异或家庭分工等因素,也与多数女性为自身设限有关。朱华芳对她的观点颇为认同。

  据她的观察,仅就法律行业而言,在我国法律相关专业作为一个女性人数占有优势的文科专业,历年高校毕业生中投入法律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数量非常大。在诸如“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这样的赛事中,女性获奖者的人数常常多于男性。但是,放眼至世界各律所、机构、组织中身居决策层,具有更高地位的女性从业者数量却明显地少于男性。在如此大的人群基数下,呈现出这样悬殊的反差,仅仅粗暴地用所谓“女性天生的能力天花板”这样的刻板观念来解释显然是不合理的。

  朱华芳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与社会规则惯性为女性设置的束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观念对女性潜移默化的规训有关——许多女性听从保守的声音,逐渐被迫接受了“以家庭为主”的人生选择,放弃了更高的职业追求。但与此同时,要冲破这些阻碍,女性自身的勇气也不可忽视。她分享了Sheryl Sandberg在书中讲述的观察:女性只有在认为自己100%符合条件的时候才会公开申请职位,但男性只要觉得自己有60%的条件符合就会对工作邀约做出回应。同时,在公司内部晋升时,女性往往要证明自己已经能够胜任新岗位时才会被晋升,而男性只要证明自己有潜力就有机会被晋升。这种差异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同时对于女性个人来说,总是投入“十拿九稳”的工作并不利于个体的成长。所以她号召女性不要总认为“我还没准备好”,而要去想“我想做,而且我可以边做边学。”

  当自身成长起来的时候,人往往有一种流动如水的舒畅感。在朱华芳从事的争议解决领域,水一般的圆融力量也赋予了她独特的优势。她有很强的观察力、共情力,也擅于讲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就是对案件事实的完整梳理,这在复杂的商事纠纷处理中,是决定裁判结果的重要因素。朱华芳发现,这是许多女性天生就拥有的优势,她呼吁更多女性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要放弃自己的力量,勇敢地“向前一步”。

  加入天同前,朱华芳没有注意过年龄的增长。刚毕业就加入中化集团,一干就是13年,身居关键岗位,集团里的资深同事大多比自己年长,她很有“少壮派”的感觉。职业转型后,她猛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来到四十岁的关口,回顾过去的岁月,她触摸到了自己的成长脉络。

  39岁时,弟弟从老家带来朱华芳少年时代的日记。她发现当年那个十几岁的少女在日记里写满了自责——感叹自己不够聪明,批评自己不够努力。但现在,她依旧时常自省,却很少自责,不再因为做错什么或没做好什么而情绪低沉不能自拔,承认自己的各种局限,接纳自己的多般不足。因为她发现,情绪比“波折”和“不如意”本身更具破坏力。

  无论是在当事人的案件中定分止争,还是为团队贡献智慧,亦或是解决自己和身边人成长中的诸类问题。从18岁,到28岁,38岁,朱华芳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将自己的目标定义为“问题解决者”——一个有智慧、能解决问题的人。

  在2017年的那篇札记中,朱华芳写道:“自由,不是可以随时转身扬长而去,而是拥有不被这一地鸡毛打倒和控制的能量。获取这个自由的途径,无他,唯有不断成长。”

  天色渐暗,明亮的灯火在院子里亮起来,与我们结束对话的朱华芳端坐在四合院里,晚风恰好是最怡人的温度。她说,跨过40岁,这个答案依旧如此,并且更加笃定。

  2020年9月22日,第六届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主会场北京顺利举行,朱华芳受邀前往现场参加。“线上开庭”是今年以来广大仲裁界专业人士所重视的前沿热点,论坛后朱华芳律师针对“完善线上开庭规则与技术”这一话题提出了一些专业思考,以下是朱华芳律师的文字:

  新冠肺炎疫情让国内和国际仲裁的线下开庭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停滞,线上开庭从较为有限的理论探讨快速成为实践。疫情使互联网技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和速度改变着仲裁程序的运行。相较于线下开庭,线上开庭具有高效便利、成本低廉等优势,这些优势意味着线上开庭不单是疫情背景下的临时举措,还是蕴含独特价值的实践创新。对于仲裁行业而言,线上开庭既是疫情带来的挑战,也是创新发展的机遇,最高人民法院杨万明副院长在高峰论坛的开幕致辞中也预言,网上立案、视频庭审、电话会议、线上材料提交和交换会成为商事仲裁和诉讼的新常态。在当前背景下,加快探索完善线上开庭规则与技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1. 线上开庭的采用。我国部分仲裁机构已制定线上开庭指引,对线上开庭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还有一些仲裁机构规定仲裁庭可以按照“适当方式”审理案件,实际上也为仲裁庭采取线上开庭方式提供依据。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事人不同意线上开庭时,仲裁庭能否采取线上开庭?我们认为,如果各方当事人都不同意线上开庭,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仲裁庭不应进行线上开庭;如果部分当事人不同意线上开庭,仲裁庭应当重点考虑该方当事人不同意的理由是否正当、合理,并结合案件复杂程度、证据材料的多少、是否有证人出庭、当事人是否具备线上开庭条件等因素作出决定。

  2. 线上开庭的技术条件。线上开庭的技术条件涵盖线上开庭平台、当事人和仲裁员登录平台的终端设备以及网络条件。对于线上开庭平台,在仲裁机构不断优化自身平台的同时,仲裁行业应加强交流,促进形成对平台架构、功能设计等技术问题的共识。对于当事人应具备的设备和网络条件,仲裁机构可在仲裁程序中进一步加强和细化指引,并可增加正式开庭前的测试环节,确保线上开庭顺利进行。

  3. 线上开庭的安全性和保密性。线上开庭可以考虑设置虚拟的等候室和庭审室,登录平台的开庭人员先进入等候室,经过仲裁机构工作人员身份核验后方可允许进入庭审室。基于保密性的要求,规则上和技术上应禁止非开庭人员旁听庭审(例如要求开庭人员使用360°全景摄像头),禁止开庭人员对庭审程序录屏、录像和录音。

  4. 线上开庭的作证与证据核验。为防止证人作证时受到提示甚至与当事人串供,除禁止证人旁听庭审外,仲裁庭还应注意确保作证环境不受干扰,例如要求证人到指定环境作证、使用360°全景摄像头等。基于现有技术条件,线上开庭在核验原件、原物方面仍存在较大局限,故如确有必要核验原件、原物的,仲裁庭仍需安排相关线. 程序公正的保障。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稳妥推进仲裁程序指引(试行)》所规定,我们在利用线上开庭的便捷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分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给予双方当事人陈述与辩论的合理机会,确保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确保仲裁裁决根据所适用的仲裁程序法具有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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